[27]该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

（二）明确宪法内在义务的宪法价值，完善宪法义务体系矫正既有权利理论偏差，重建人权的共同体观念，其核心要点在于确证宪法内在义务的宪法价值，明晰宪法内在义务与共同体及个体权利的逻辑关联。而作为自由主义另一阵地的欧洲，在其发展过程同样经历了一场深重的道德危机：在那里，原先作为资本主义政治正当性来源的权利话语，在完成推翻封建政权的历史使命后，却转身为资产阶级的专属，进而沦为了资产阶级压榨劳工的牟利工具，随之而来的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劳资关系的对立，由此引发普遍的道德衰败。

从实质上讲，共同体是个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人若想获得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自我约束以成为一个符合共同体共识的人，遵从共同体的规则、习俗。共同体远非自由主义理论所言的仅是一种工具意义的原子化个人的联合，相反，它给予个人以身份认同，并成为个人生存的精神皈依。价值间的各种妥协折中交易成为冲突解决的常态，但这一过程却在不断消损着价值，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价值渐渐走向虚无，世间再无好坏、善恶、是非标准，道德整体滑坡。对己负责、自主选择仍是人的处事原则，但已有了义务内涵，而义务又绝非负担。不履行义务，即应承担相应责任，此乃社会公理。

但是，这一权利观念传至中国，却未经任何话语转换与改造。宪法并未规定公民未履行义务的宪法责任。[9]这种说法可能来源于胡思敬：启霖湘潭人，夙宗仰船山，欲续成[ 郭] 嵩焘未竟之志，而难于措辞，乃并援顾、黄二先生以请

[43]章梫：《先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议》，《一山文存》第8 卷，第372 页。[39]《御史胡思敬奏立宪之弊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47 页。关于孟森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可参看该书前言。至于顾炎武，则引用《国史儒林传》的话，称其为学一以朱子为宗，总之三儒尽属程朱一脉。

梨洲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56]以汤武革命为臣民应尽之义务一语显得十分生硬，但所谓臣民应尽之义务的说法显然是从《钦定宪法大纲》对臣民权利义务的明文规定而来。

[70]胡思敬：《国闻备乘》第3 卷，三先生从祀条，第15页。[3]可见，促使他发起这次请祀的主要因素，是前此一年清廷将孔子祭升格为大祀。[48]表面上看，这只是两部书籍中类似言论的简单比附，但是细究起来，这份说帖所传达的信息却要复杂得多。（2）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左侍郎毓朗、右侍郎赵秉钧（民政部右参议吴廷燮起草，署右参议汪荣宝参定）。

但是，在张之洞这里，宪政与儒家政治理想不仅并无冲突，甚至是顺理成章的发展趋势，显示出二者在政治实践中的对接可能。掌江苏道监察御史贵秀、掌安徽道监察御史宗室瑞贤、掌安徽道监察御史叶在琦的联名说帖委婉地说，三儒的政治构想皆具有次第施设之方，不同乎治丝而棼，操切而反害事者。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少卿刘若曾联名的说帖就说，王夫之的《正蒙注自序》剖析数千年学术源流分合异同，对于朱子推崇备至。梨洲谓：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又谓：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在立宪的背景下，覆奏提出是非听诸天下，固见公论于人心，予夺出于朝廷，尤待折衷于宸断，就有了将公论与宸断对立起来而逼朝廷就范的意味。[3]赵启霖：《重修湘潭学宫记》，《赵瀞园集》，岳麓书社1993 年版，第42页。

[23]《法部侍郎绍昌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 卷，第8 页。他在廷臣讨论是否应当立宪的会议上说：此等大变动，在国力强盛之时行之，尚不免有骚动之忧，今国势衰弱，以予视之，变之太大太骤，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建议先格其丛弊太甚诸事，俟政体清明，以渐变更，似亦未迟。

（4）法部左侍郎绍昌、右侍郎张仁黼。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548—566 页。顾、黄、王三儒的从祀是孔庙历史上的异数。黄宗羲学本姚江，而见理甚浅，所辑《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瑕疵甚多，尤以《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两篇于《孟子》、《公羊》妄加附会，语多流弊，所以其命名虽比于箕子，而立志实托于殷顽。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37]《吏部主事胡思敬陈言不可轻易改革官制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3 页。

《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诸篇虽然与六经大旨不甚背驰，但是无如人心好奇，动引兴朝巨子与法兰西乱世之儒相提并举……好名不得志之流且借三儒著述若《待访录》等类，视为奇货，起辨言乱政之阶。[62]顾炎武的学问、经济被用公与私、专制与宪政这些时代概念重新解释，于是顾氏本人也就成了合乎立宪之精意的立宪派。

夏晓虹《明末三大家之由来》，《瞭望》1992 年第35期。回顾三儒从祀曾遭驳回的理由，一是说他们身为胜朝遗民，不仕本朝，且著述中多有悖逆之处。

光绪二十年，湖北学政孔祥霖转呈在两湖书院肄业的湖北优贡生王葆心、湖南廪生蒋鑫的呈词，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次年复为大学士李鸿章等会同礼部议驳。[72]结论三儒从祀孔庙12 年后，前清礼部侍郎郭曾炘整理旧箧，发现了当年他为此事上奏的疏稿，有感于中，发而为诗。

国初的孙奇逢、陆陇其、汤斌、陆世仪、张履祥已经从祀孔庙，除他们之外，尚有三人焉，核其学行皆卓然无愧于从祀之典者，则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也。接着以魏公始扶汉一句以曹操喻尚为清廷效力的袁世凯，杜断破群疑则以杜如晦喻坚持应将三儒从祀的张之洞，证实了当日请祀得到了两人的支持。关于此次从祀事件中的国粹论述及其内涵，笔者拟另文讨论。[33]今日编制诸公，所指即是负责编订新官制的编纂大臣与编制馆诸委员。

针对《明夷待访录》要求加重相权的《置相》一篇，他说：莽、操受千古唾骂，后世奸雄，窥伺神器，多慑于名分而止，而宗羲曰：‘天子去卿一阶，宰相而摄天子，不殊于大夫之摄卿。胡思敬对于预备立宪根本反对，认为宪政是上下互相劫制之道，其结果必然是争竞之祸愈烈，荼毒之害愈深，预备立宪之后，盈廷聚讼，举国若狂，以至于内外交讧，国势垂危，实在是大乱天下之道，他甚至要求取消九年预备清单，停办新政。

光绪二年，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为礼部尚书徐桐所格，光绪四年被内阁驳回。而顾、黄、王三人在晚清的形象恰恰建立在其政治主张的基础之上，这些主张又被解释为与某些传入的新思想暗合，甚至被当作中国早有此类思想的明证，因此三儒的从祀也就被认为是政治变革的表征了。

与此前争论双方的论述不同，这次最后的对决已经不再以道统、传经等从祀孔庙的传统标准为言，甚至也较少涉及学术问题的评价，双方争论的焦点完全集中到三儒学说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尤其集中于《明夷待访录》在宪政中的位置问题。炎武平生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事事皆推崇朱子，其所著《日知录》切实可行，前时议者谓国史儒林本传篇末特识其在华阴时于灵台观侧建朱子专祠，则隐然以紫阳嫡派归之，是亦可语于传授道统矣。

又有论者谓其有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三条大谬，只不过以宪法之名掩盖专制之实而已，见荪楼《宪法大纲刍议》，同上书，第3 卷，第678—693 页，原载《民声》第1 期（1910年5 月）。或称三儒之学虽渊源不同，要皆归于程朱。为臣者不当跻身于仆妾，而以服役为务。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在日记中说：旧日此种从祀视为至重典礼，均系明降谕旨，今乃仅以交片下礼部，殊非故事。

[34]《御史胡思敬奏立宪之弊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345—347 页。[20]对于这些问题，支持者仍然延续了此前请祀者的策略。

同样是复乡官，同样是重宰相，他认为是黄、王应予从祀的根据，胡思敬则以为是二人的缺陷所在，双方在从祀问题上的立场根源于其对于新政的不同态度，于此昭然若揭。三是三人学术驳杂，不尽笃守程朱，不足以承担道统。

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出于对经学荒废的担心，政府先是公布了教育宗旨，要求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同时将先儒之经注经说编为教科，颁之学堂，这样学生于成童以前，即以熏陶于正学，成年以后，自然不致渐渍于奇袤。[55]比如章太炎就斥其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乂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并举其废疾六条，称虏廷之疾已死不治，而欲以宪法疗之，宪法之疾又死不治，见章太炎《代议然否论附虏宪废疾六条》，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年版，第100 页，原载《民报》第24 期（1908 年10 月）。